01 2月10日，新冠肺炎疫情发作已经泰半个月。重庆万盛街道87岁的独居老人倪素英做了一件事：捐出20万元，支援抗疫救灾。

20万，也许这个数字对于中产家庭来说，不算很高。但在倪素英老人那里，这就是她辛苦劳动30年的全部积贮。“国家有难，我不能做旁观者。”这是老人的原话。

媒体迅速报道了此事，基调基本是宣扬老人的无私奉献、大爱无疆。无人否认，老人的善心很难得，可后面发生的事情呢？机构接受了善款，媒体放肆宣传，竞相报道老人的善举，舆论一片赞扬与感动。这一切，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吗？倪素英老人的生活情况重新闻图片中我们看到，倪素英老人生活在一个老旧门市里。

居室空间狭窄逼仄，家具器具朴素得让人心疼，这就是她的生存处境。平时里，老人省吃俭用，靠摆摊卖小百货来补助家用。而这20万元，就是这么来的。

疫情发作以来，这样类型的报道，我们看到许多。甘肃临洮中铺镇，老人孙发清捐赠现金1000元支援抗疫。

但这位老人的身份，是一名“五保户”，是既无劳动能力、又无经济泉源、被划为社会中最贫困的那一类人。看似不起眼的1000元，却是他用来生存的用度。山东日照，一名68岁的环卫工，慷慨募捐了1.2万，事后还不愿意留下姓名，被盛赞为“最称职的环卫工人”。

浙江杭州，69岁的退休环卫工人戚宝兴，捐出了十万元积贮，捐钱后卡里只剩下13.78元，可能吃个盒饭就没了。江苏江阴，一名73岁拾荒老奶奶拿着9000元前往村委，希望捐助救灾，被事情人员婉拒后大哭。随后她又多拿出1000元，凑够一万元，仍然坚持要捐。

事情人员无奈，只好收下，将老人的善款打到武汉抗疫总部的账户中。像这样的新闻，家庭君看完后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比起感动，我更多的是心疼和心酸。

我相信，肯定不止我有这样的感受。02 这些事迹在媒体的渲染下，最初确实会带给我们感动。但倘若岑寂下来，有理智的人不难过出一个共识：这些生活贫困老人的善款，真的不应收。

第一个原因：抗疫战争希望到现在，缺的其实是物资，而不是钱。从疫情发作的第一天起，国家已经高度重视疫情的控制，不惜一切价格抗击疫情。

停止至上周，国家已经拨款65.3亿元资金，用于疫情防控。紧接着，财政部、国家卫生康健委提前下达了603.3亿元，用以支持各地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下层疫情防控事情。此外，也有种种非政府组织提倡了募捐渠道，筹集民间善款，支援疫区救灾。

可以说，从一开始，最不缺的就是钱。而真正紧缺的，是口罩、防护服、消鸩酒精等防疫物资。这些物资的紧张，并非靠单纯投钱就能解决的，它必须靠国家调动资源，恢复产能，才气完善供应，满足这庞大的需求。我们应该充实明白老人们的心情，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捐钱真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

第二个原因：从老人们的处境来看，这样的善举显然超出了他们的能力，未来很可能会造成他们无法负担的生活压力。报道中的老人们，生活清贫，收入微薄，不少甚至是孤寡老人，没有亲人陪同，只能独自生活。这半生积贮虽然不多，但对他们来说，这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依靠，就是他们的宁静感依托。他们是最单纯的一群人，在一个淳朴的时代里出生、发展，早早形成了家国情怀，比任何一代子弟都更有团体意识。

在他们的看法里，国家有难，自己就要为国着力。这样的觉悟令人尊敬。但有一点，许多人可能忽略了：在这次疫情中，他们恰恰是最弱势者。

他们文化水平不高，不会刷微博，不会绑定银行卡，更不会网购。当他们意识到需要买口罩的时候，年轻人早已将市面的口罩抢到断货。口罩紧缺的时候，药店里的单价甚至被炒到二三十块一个。

以他们的收入水平来看，这样高昂的防疫成本，并不是他们能负担的。看看他们的职业，环卫工人、废品接纳者、拾荒者等等，天天都要跟潜在的污染源打交道。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这次新冠肺炎的特点，是年事较大的人死亡率更高。

换而言之，疫情里最懦弱、风险最高、最面临挑战的，正好就是他们这样的老人。本应该被我们的社会掩护起来的人，如今却反过来，豁出一切给这个社会掩护，这是颠倒的，是值得我们反思的。在疫情事后，这些捐出了“棺材本”的老人家该如何渡过余生，家庭君难以想象。

03 我们的文化里，有赞美“底层式大义”的习惯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，媒体曾报道了一个“最美乞丐”的事迹。主角名叫龚忠诚，是一名小儿麻木症患者，在广州陌头靠乞讨为生。

听说地震发生后，龚忠诚四次捐出了自己多日的收入所得，合计185元。这一报道，让许多人感应温暖，既然连乞丐都如此慷慨，自己也更应该为灾区出一份力。从那时开始，这似乎就成为了一个公共乐见的题材。

我们很愿意听“仗义每多屠狗辈”的故事，总能被这些小人物的义举，戳中心田的那一寸柔软。在我们的文化配景中，若平凡者慷慨脱手，在助人时迸发出差别寻常的勇气，便可堪称伟大。

也正因如此，比起富人的善行，那些弱势者的无私，反而更具有楷模作用。这就是此类报道的文化泉源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能给人带来气力。但家庭君认为，这种文化看法，是应该被审慎看待的。

首先，它很容易会把人脸谱化，让人们只看到善良者身上的闪光，却忽略掉他们的真实处境。一小我私家会被赋予光环，但这并纷歧定能改变他的状况，反而可能隐蔽了他们的生存难题，为未来悲剧的发生埋下伏笔。其次，在许多时候，这种赞颂无济于解决问题，容易沦为无现实价值的煽情，最终只是在感动我们自己。

再者，最坏的一种效果是，容易在看法中形成这样一种模式：将国家层面的难题，勇敢地担在小我私家的肩膀上，哪怕被压得赴汤蹈火，都是值得歌颂的。甚至可以说，这种赴汤蹈火，自己就是一件美德。一旦这种看法泛起，只要稍微用力过猛，就会酿成“赞美磨难”。

作家方方说：“时代的一粒灰，落在小我私家头上，就是一座山。”每一个个体，都是国家的组成。

疫情之下，时代的飞灰纷纷扬扬，任何一人赴汤蹈火，都是国家的不幸。在灾难中幸存，才是真正的好消息。

只停留在感动，是不够深刻的。面临这些宣扬与报道，或许我们更应该去察觉其中的问题，去反思其中的文化泉源。更重要的，是去眷注报道背后，那些活生生的“人”。

04 家庭君实验着想象了一下：如果我是生活在疫情中心的武汉人民，面临这些贫寒却倾囊相助的老人，该会是什么样的感受？我发现，自己竟说不出谢谢，只有深深的同情与无奈。同情的，是他们在本应安度晚年的岁月，卷入了这场灾难。无奈的，是心田焦虑，却无法阻止老人们的慷慨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捐出积贮，余生越发清贫。

这都让我感应很不安。我绝不愿意看到他们做了这些事，然后被封上一个“最美xx”的称呼。

他们的支付，不是靠什么头衔就可以弥补的。那么，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他们？我们应该对这些老人们抱有敬意。这是固然的，因为任何人的慷慨，自己都不是坏事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更多地思量他们的处境，给予他们眷注。

首先，呼吁种种机构停止接受贫困老人的捐钱，这是我们可以做的。原理其实很简朴：每小我私家所负担的社会责任巨细，应该与自身的能力职位相匹配，这才是一个康健社会的体现。执法没有措施克制他们捐钱，但我们可以呼吁各大收钱的机构，在这种情况下不应一视同仁地收下善款，而是可以多一些耐心，动情而讲理地去劝说老人将钱收回。第二，面临老人不听劝阻、坚持捐钱的情况，我们的社会不能将他们遗忘，而应该设计更好的机制，从另外的方面给予他们赔偿，让他们既能在现在舒怀放心，又能在余生有所保障。

第三，媒体应该不再宣传这类弱势者的善举，制止在更多同阶级老人的价值看法中造成影响。第四，我们呼吁社会的气力，将眼光投到这些身处底层的人民身上，为他们带去更多的眷注，好比提供须要的防疫物资等。灾难是一面照妖镜，卑劣者与高尚者高下立判。

庆幸的是，在这次疫情中，我们更多地是见到了人性的善的一面。一颗颗高尚的心灵，可能以医生、护士、民警、出租车司机、普通市民，甚至是拾荒老人的身份泛起，这都让人感应暖心。但我们最期待见到的，是“好人有好报”的效果，是高尚者无恙的消息，是善良的人不会因为种种原因，在这次疫情中损失余生的生活保障。

高尚者平安了，我们的社会才会越发喜乐。作为普通人的我们，能做的事情也许很有限，可能只是一声呼吁、一次转发、一个在看。但我相信，这并不是没有气力的。多一分关注，多一分眷注，即是多一分可能性，让他们得以与我们相互支撑，安稳渡过疫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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